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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与上海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
文章录入:庄毅 发表日期:2007-6-4 【字体:缩小 放大
 

东北与上海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

王丽娟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 要] 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东北经济区现行制度安排及上海的经济制度变迁模式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上海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其对东北振兴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了对东北振兴模式的设想。

[关键词] 东北经济区 振兴 上海 制度变迁

 

东北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为浓烈、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与二十年前的上海很相似,都存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缺陷。但上海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高速发展,而东北则一直未摆脱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始终未真正融入全国市场经济大潮,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本文认为,不论是上海经济的成功转型,还是东北经济的发展滞后,根源都在于制度,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的。本文旨在研究东北经济区与上海改革开放后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以及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变迁层面提出振兴东北经济区的一些具体建议。

一、东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分析

1. 东北经济区发展现状及其制度根源

虽然资源条件、区位条件、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经济发展战略等都是制约东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制度是各种因素赖以合理组合与优化配置、有效发挥其功能的基本机制。现行制度结构与地区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存在着普遍的制度短缺现象,使东北地区很多潜力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尤其是在市场化、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企业制度、农村经济体制等基本制度改革步伐缓慢,制度创新滞后,成为加快东北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1)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尚未起主导作用。当前,东北地区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化程度低,尤其要素市场化进程缓慢,以致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到很大制约。(2)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而其他经济类型发展缓慢,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经济增长缺乏微观基础。(3)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过大,而且技术层次低;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还基本停留在“粮食农业”阶段。(4)企业的产权不明晰、经营机制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部分企业处于低效甚至无序状态。由于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畸高,而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低下,因此东北地区的企业制度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制度问题。(5)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完善,农业产业化组织和社会服务化组织不健全,农业制度创新滞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较大,“三农”问题突出,因此东北地区农业制度短缺就有了特殊意义。

为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中央和各有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债转股、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实行政策性破产和进行社会保障试点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东北地区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先后完成了主辅分离、下岗分流、资产重组、上市融资、技术改造、分离企业办社会等改革任务,一些资源性城市和地区也初步完成了产业转型和持续产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扭转东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颓势。这暴露出许多现象背后的制度问题:一是体制转轨的影响。东北地区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较早的区域,计划体制的约束强,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多种经济成份发育的程度也较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难度大。二是“制度落差”明显。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是从南方沿海地区逐步向北方和内陆拓展,其政策优惠程度也存在差异,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相对较晚,外资进入也相对较少,经济活动直接与国际市场相联接的部分在经济活动总量中所占比重也不高。三是国家区域政策的影响。近10年来有相当长时间国家实行财政包干政策,由于东北地区过去是我国工业集中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数量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因此,东北地区地方财政留成的比重小,地方经济发展能力相对较差。四是产业政策调整滞后。东北地区基本上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以钢铁、石化、机电、能源等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游产品多,加工深度不足,技术改造投入较少,结构老化,经济效益相对偏低,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差。

2. 制度的非均衡

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造成东北的适应性收益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制度和经济组织的互动效应引起的。旧的体系开始瓦解,不再提供足够的激励,因而造成普遍的效率下降,而经济主体得不到足够的制度激励。“潜在利润”的实现直接取决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在东北, 制度需求显然是强烈的, 这可以从东部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实践得到证明。而制度供给由知识基础和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决定(速水,拉坦;1984)。对于政府来说,其认知结构变化滞后、风险偏好、体制缺陷等因素造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不足;而经济组织和个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易成本都非常高,同时制度适应性也阻碍了新制度的最终形成,获利能力无法在现行的制度结构内实现,制度供求处于非均衡状态。

二、上海经济制度变迁模式的启示

1. 上海经济制度变迁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优势惯性使得上海轻工业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缺乏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然而,随着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原先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在竞争中就表现得力不从心了,产业结构也显得极不合理。计划体制的制度惯性,使上海的市场化改革较之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难度,上海不得不承受“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阵痛。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制度安排相对低效率造成的区域间“制度落差”迫使上海走上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上海的制度变迁具有一种典型的外生型特征。其制度变迁模式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意志。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政府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而在增量改革过程中,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市场意识、激励相容性,以及由经济活动的独立性所带来的灵活性等都要强于国有企业,因此,政府正确地引导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弥补了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不足。上海的市场化进程的起步虽然比较晚,但进展极快。企业市场化过程主要是国企改革过程。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政策并没有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1994年开始,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立足于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开始成为颇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同时,市场体系的建设和逐步完善,使得上海具备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上海也适时地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明确地界定了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夕阳产业,使得上海的产业获得了持续的升级。最能代表上海经济制度变迁模式的是“浦东模式”。浦东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强劲地发挥着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再结合正确的制度变迁模式为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租”。

2. 几点启示

东北地区相对上海经济较为落后,但制度变迁过程中,东北却具有“后发优势”,上海经济制度变迁模式对东北经济区的制度变迁有着重要启示:(1)在制度变迁的目标上,上海明确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政府、企业、个人都能紧紧地以此为目标,来指导各自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做法,逐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赋予企业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促使企业实施全面的制度创新。(2)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上海走出了一条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辅以诱导性制度的道路,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绩效。(3)在制度变迁的内容上,抓住了制度变迁中的主要矛盾,制度安排层级分明,制度变迁的净收益非常显著。

三、东北经济区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1. 东北经济区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1)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社会经济的各种目标总是借助一定的经济机制或者说是制度安排来完成的。理性行为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的显示偏好和选择必须与社会经济目标相一致,这就是制度变迁的目标。因此,东北经济区的经济制度变迁必须与东北经济发展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2)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理性人的行为规则和社会经济目标既定,那么使得两者结合起来、得到最优解的条件为:激励相容,即行为人决策传递出的信息与一项制度安排所要的东西正好相符,这种情况下制度安排能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因此“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张维迎,19951996)。从这里我们可以判定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是激励相容。(3)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如同技术演化过程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因此,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也可能产生“闭锁”。制度安排的设计必须注重执行路径,否则一旦路径选择有误在自我强化机制的诱导下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再想返回正确轨道将付出沉重代价。

2. 东北经济区制度变迁主体的选择

诱导性制度变迁是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诱导下为追逐利润的自我创新,是市场自组织的调整过程;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达到某种政治的或经济的目标,采用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方式推行的制度更替。在东北振兴过程中应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辅以诱导性制度变迁,原因在于:(1)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其中也必然包括旨在援助和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有关生产、贸易等经济规则以及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共政策。(2)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规模经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组织实施成本低、收益高,作为垄断者,政府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服务。(3)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一般公共产品是由政府“生产”的。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不可能由诱导性制度变迁加以建立。作为推动者,政府通过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制定专门的公共政策,便可以相对较低的组织成本实施制度变迁。(4)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动因是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而在东北振兴过程中,一方面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基础和外部环境使得诱导性制度变迁成本畸高。

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制度交替的初期具有组织成本低的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其特有的行政干预与强制命令的冲击将会影响到政策的持续性安排。所以,在政府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培育那些自愿组织、企业等经济主体,引导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产生。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金融、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制定和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如果不充分考虑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特殊意义,则难免陷入制度安排失效的困境。

3. 东北振兴的制度安排

1)构建东北振兴中的市场主体。①改革国有经济,重点是使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使国有企业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尽快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②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出新的市场主体。上海二十多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把培育市场主体的重点放在非国有经济上,尽可能给予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环境,使其尽快成长为新的市场主体。而这样的市场主体所对应的所有制结构与目前东北地区生产力水平也是相适应的;③加大开放力度,引进市场主体,依靠新的市场主体为经济增长做贡献,同时形成竞争环境迫使国有企业进行内部机制改革。从这三方面来说,都是为了培育出切实关心自身资产的人格化主体,这些人格化主体才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使资源配置获得帕累托改进,从而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费用。(2)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①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改革的核心是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需要保留的行政审批,要实现行政审批的法制化、合理化、科学化、制约化、公开化。②改进调控方式。实现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转变,注重间接调控方式,这样才可真正实现政企、政事、政资分开。(3)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①加快资本市场建设;②金融体制改革;③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④规范发展土地市场;⑤流通体制改革。(4)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面临最困难和敏感问题,就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包括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转换及社会保障问题。在这方面,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其经验值得其他老工业基地借鉴。(5)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东北各省由于产业结构比较相似,在石化、冶金、能源和机械加工等行业围绕资源、项目和市场等方面的竞争较为激烈,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跨省间企业联合和资产重组、环境治理与保护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这和国内其他地区不断加强区域合作的局面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各省应该从各自的优势出发,促进生产要素的跨省流动,调整产业布局,建立新的分工与合作体系,提高东北大区的整体竞争力。另外,东北经济区的一体化必须放在东北亚经济圈,甚至全球这个大环境中来进行,这样才可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6)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①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及各项配套改革,促进农民增收减负,同时还要加大农业技术、资金投入,弥补历史欠帐。②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要积极探索与促进粮食流通市场化和农村税费改革相配套的保护性补贴机制,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放开粮食价格和市场。③在户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层面,打破制约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取消歧视性政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④推进以土地、户籍、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加快老工业基地城市化进程。⑤推进农业产业化,塑造服务型农业合作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 ] E. 戴维斯,D. C. 诺斯.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原理: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1994

[3 ] 陈郁编. 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M]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 李振泉. 东北经济区经济地理总论[M] . 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

[5 ] 金凤德. 论东北经济的结构性危机[J ] . 东北亚论坛. 2000 (4)

[6 ] 钱津, 刘伟东. 东北经济出路何在[J ] . 中国改革. 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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